马航客机在乌克兰上空被导弹击中坠毁成为乌克兰乱局带给全世界的巨大阵痛。美国白宫随后明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要为马航客机被击落负责，是俄罗斯向乌克兰分裂组织运送了导弹等重型武器。随后，欧盟和美国相继宣布扩大对俄制裁，而俄罗斯则一如既往地强硬表态反击。乌克兰背后的大国对决似乎进入了新一季。

　　乌克兰危机的总爆发在地缘政治上不是孤立的，这场乱局背后充斥着大国的角力和博弈。早在今年3月18日，普京闪电般签署了克里米亚入俄协议，并发表了万言演讲，措辞严厉地批评西方。舆论甚至把这次演讲与当年邱吉尔的富尔顿“铁幕演说”相类比。“世界是否进入‘新冷战’时代了”的疑问萦绕在很多人心头。

　　国际安全的“新冷战”形态再显

　　持续近50年的以美苏为核心的全球冷战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冷战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美苏两极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特征显著；二是极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三是军事联盟的集团对抗及相关安全机制；四是贯穿始终的军备竞赛；五是对抗有一定的控制机制，尽管美苏两极时常游走在战争边缘，但始终没有直接发生热战。

　　自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进入和谐状态。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以美俄为代表的大国间的强力对抗频发，而且在战略观念、手段运用等诸多方面都闪现着强烈的冷战特点。在科索沃战争、美国推进东欧反导部署、俄格战争、叙利亚内战等事件中，人们往往有冷战还魂之感，“新冷战”的概念也因此被频频提及。

　　“新冷战”形态首先体现在西方战略思想中出现新的“二元论”。这种二分法认为，国家性质类别的划分标准是“政治和经济的混合体”，按照这种标准，世界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一种是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另一种是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代表的威权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这两种国家不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挑战的。

　　西方理论界这种非友即敌、制造对立的二元论十分危险。要知道，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曾发表过“两个中心”说：强调世界革命大势，一个是把那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社会主义中心；一个是把那些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集结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中心。1946年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中，论述了“铁幕”把地球划分为两个势不两立的世界。这些论调恰恰是冷战爆发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多极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大趋势下，这种二元分割法的流行是一种必须警惕的信号。

　　“新冷战”形态再现还体现在地缘战略优势的争夺热度不减。美国最负盛名的地缘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冷战结束数年后，出版了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他在书中断言，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政治目标是欧亚大陆，在这副棋盘的角逐中，美国应支持苏联国家，避免俄罗斯成为一个新的欧亚帝国。而中国则是“远东之锚”，一只与西方“民主桥头堡”竞相匹敌的“远东之锚”，除非美中能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否则，美国在亚洲大陆将失去政治立足点。

　　现实与理论是如此相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以“小步快跑”和“见机跃进”相结合的方式，持续抢占苏联解体后留下的地缘真空，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北约东扩经过三个重要节点后有十几个苏联原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对俄罗斯形成严密围堵之势。西方的战略攻势压得俄罗斯透不过气来，实力不济的俄罗斯只能绝地反击。其中，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8年的俄格“五日战争”这两场热战，以及最近乌克兰的分裂，是美俄地缘战略角逐曲线上的几个显著峰点。

　　在亚洲，中国这个“远东之锚”成为美国防范和遏制的重点。特别是近年来奥巴马推出的“重返亚太”战略，更是充满进攻性和扩张性。2012年11月，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副部长休·怀特专门撰文提出了“奥巴马主义”的概念，并与“杜鲁门主义”相提并论，认为“杜鲁门主义”的核心是遏制苏联，而“奥巴马主义”则是要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新冷战。

　　战略上，美国不断介入中国东海和南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挑唆和支持周边国家与中国对抗，对中国形成牵制之势。军事上，美国把60%的精锐军事力量向亚太地区集中，并不断在中国家门口军演、侦察生事。美军近来全力推进“空海一体战”计划，奥巴马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直言不讳地表示，“这种作战构想是用新冷战方式应对中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战术上，美国在网络安全、太空科技等一系列问题上频频向中国发难。最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禁止中国科学家参加太空探索学术研讨会，就是典型案例。

　　此外，还有军事联盟机制单向强化。西线方面，美国在欧洲推动北约东扩，不断加强北约的整体实力，在这个进程中，北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变，它由一个本来的集体防御组织转变为具有扩张性、侵略性的军事集团。东线方面，美国不断强化美日韩澳菲军事同盟,夯实巩固在亚洲的战略据点和前进基地。

　　有数据统计，目前，美国通过军事联盟及其附带机制，已经将全世界90%以上的先进工业国家紧紧地和它的安全利益绑在一起。美国的军事渗透和控制已经深入全球，美国凭借军事联盟机制的单向强化来对它的所谓“对手”和“敌人”实施更有力的孤立和遏制。大国冷对抗加剧的根源在哪里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重大冲突事件中，当事国往往或多或少有用冷战方式处理的偏向，而这种偏向又加大了国际重大冲突事件的频度和烈度，这种怪圈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图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后冷战时代伊始，大国间关系紧张是由于冷战的战略惯性使然可以理解，但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政治尤其是大国间依旧不断“重复昨天的故事”，这迫使我们去探究，大国冷对抗的根源在哪里。

　　首先，一些大国不愿放弃对霸权的追求。冷战国际关系史就是美苏争霸史，在美国政治精英和思想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真正反思美苏争霸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相反，他们洋洋自得，以胜利者自居，认为这证明了美国霸权战略的正确性。他们认为美国的霸权是击败“邪恶政权”的保证，对这种霸权只能维护和扩大，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在这种霸权逻辑下，美国的战略优先项中始终如一的是，不允许有新的世界大国出现，能与美国分庭抗礼。

　　其次，冷战思维不眠不逝。冷战思维是美苏两极在冷战对抗中形成的一种思维范式，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它至今仍在影响着众多国家国家政策、战略规划的制定。

　　冷战思维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具体体现在：一是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美国在全球推动反导体系建设就是集中表现；二是极端的忧患，把准备对付最坏情况作为制定政策的主要或唯一出发点。所谓“预防性战争”的概念就是这种思路的衍生品；三是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的利益、情感和安全担忧。如北约在欧洲的强力东扩；四是以先验的方式制造敌人和对敌战略规划。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的：“美国人需要一个敌国，以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五是坚持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撒切尔夫人曾宣称“冷战结束了，但是共产主义还没有结束，那就是在中国。因此我们在亚洲要支持日本、印度，不要让中国取得亚洲的领导权”。

　　最后，冷战的结构性遗产会反作用于国际关系。冷战的结构性遗产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就是美国建立的与苏联争霸的军事联盟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全球军事基地网络。这个体系以北约和美日韩澳菲“亚太小北约”为主轴，它不仅没有随着华约的解体而停止运转，反而不断壮大，在国际敏感问题上频繁制造不和谐声音和动作。

　　另一层就是美苏冷战对抗遗留下来的矛盾和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妥善解决，例如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台湾问题、美俄核军控问题等。它们就像深藏在世界政治肌体内部的病灶，总是会定期不定期地发作，引发大国间对抗冲突的显像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