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行长落马”在多地频发，受贿数额最高已上千万元。如被正式批捕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原行长陶礼明，是十八大以来被捕的首位银行高管；今年以来，江苏建湖农村商业银行建湖支行原行长徐秀云被查、建行绍兴城西支行行长陈惠君被捕；北京农商银行平谷支行行长韩立峰近期受审，还牵出该行总行一副行长涉案。

　　打着“市场化”幌子、颇具隐蔽性的金融腐败，成为反腐新焦点。

　　贷款成“唐僧肉”，签字批条造就“千万行长”

　　经安徽省检察院指定，操良玉案将由淮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据了解，通过审批贷款收受好处，是这位副厅级官员敛财的一大“法宝”。检察机关指控，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３年，嫌疑人操良玉收受的贿赂，几乎有一半来自安徽省安庆市江花棉业有限责任公司。操良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收受该公司法人代表储某所送现金，为该公司贷款事项提供帮助。

　　为安全隐蔽地获取非法利益，操良玉可谓煞费苦心。自２００５年起，操良玉让其弟操良奇到靠他审批获得贷款的公司上班。随后６年间，操良奇领取干股分红共计１７４万元人民币。目前，操良奇因涉嫌共同受贿犯罪被查。

　　越来越多的金融高管栽在“签字生财”上。今年仅６月份一个月，就有内蒙古银行原董事长杨成林、河南许昌银行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高志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先后被查……

　　一些“落马行长”动辄千万身家。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执行董事、总行副行长的杨琨今年６月受审，其先后收受财物３０７９万余元。庭审记录显示，杨琨收受包括重达数公斤、价值约１２０万元的金条，以及价值４０万元的红木家具。

    目前，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人员涉贪腐事件有多发趋势。上海市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处长肖凯介绍，２０１３年，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针对金融机构犯罪案件１２００多件，骗取贷款、贪污、职务侵占等类型频发。

　　花样繁多手法隐蔽

    金融腐败花样繁多，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法——

    手法一：“欺上瞒下”，盘剥企业。行长落马，折射出企业“贷款难”背后的“好处费”现象：执掌放贷大权的任职期间，操良玉所在安徽省分行放贷额多年超过５００亿元。为“投桃报李”，１０余家公司向其提供现金、投资分红款等贿赂。

    收受钱款１３００余万元的北京农商银行原支行行长韩立峰，则为多家房企在获取贷款、延缓催收贷款方面提供帮助。“不具有贷款资格的企业拿到了钱，有资格的企业也要被‘揩一层油’。”一家上市房地产公司负责人说。

    手法二：曲线获利，牟取“股权”。梳理落马金融高管不难发现：有专业知识的“金融精英”，更热衷通过债券交易、股权交换实施间接的利益输送。

　　比如，２０１３年至今，债市利益输送的监管风暴席卷了多家银行、券商、基金。曾任易方达基金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的马喜德，涉嫌挪用了投资者的３５亿元资金，但获利是借助２００余次债券买卖，分得２３００余万元。而类似操良玉等人，则靠受赠企业股权、或者退休后再“变现”好处的做法也层出不穷。

　　手法三：以权谋私，非法诈骗。上海市检察院发布的《上海金融检察白皮书》显示，去年上海检察机关查获以出售理财产品为名实施的非法集资案１１件，案值达１５亿余元。其中多有银行、保险金融机构负责人卷入诈骗储户、非法集资。

　　“不少案件反映出金融机构内部机制存在缺陷，突出表现为法律风险防控意识与能力不足，高管‘一支笔’就能拍板。”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宇说。

　　权力高度集中，内部监管和稽查方法手段乏力

　　据记者统计，十八大以来，银行、证券等金融领域落马高管有数十人。仅在银行系统，已有２０名行长级高管落马。部分纪检干部、金融学者认为，权力集中一个人，是“行长落马”背后的腐败深层症结。

　　“一些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稽查方法手段单调，效果不彰。有些监察监督流于形式，暴露问题不彻底、薄弱环节找不全，使一些违规违纪现象长时间积累蔓延。”肖凯说。

　　正是由于缺乏规范，金融腐败发现难、认定难、查证难，乃至伴随“边贪边升”：比如，“落马行长”杨琨在农行省分行行长期间就开始贪腐，后一路升至总行副行长；安徽省农发行原副行长操良玉被查前，贪腐行为已持续十年之久。

　　“落马行长不仅造成贪腐，还扭曲了社会经济格局，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个别腐败分子正通过手中掌握的行政审批权和垄断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获取巨额财富，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

　　在新一轮金融市场化改革中，如何防范更多的高管沦为“硕鼠”，一些学者和纪检干部建言：一是要警惕行长“一支笔”现象，强调资金审批权责合一；二是推进金融市场化，削减贷款“灰色成本”，防止加剧行业成本、不正当竞争；三是建立金融高管的任后审计制度，还要避免信贷权力“期权”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