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二孩”还是要工作？对于很多家庭而言，这是一道多选题。但今年１０月以前，对于郑州市民刘阳而言，这却是一道单选题。

３２岁的刘阳是郑州一家企业的项目负责人，妻子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５岁的儿子刚上幼儿园，但由于夫妻二人都不是独生子女，如果要了二胎，妻子的工作肯定保不住了。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我真的不希望孩子一个人孤单长大，有兄弟姐妹的童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刘阳说，两个孩子以后赡养父母的压力也会小很多。“我们都想好了，老大叫可乐，老二就叫可爱。”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说，我国老龄化速度非常快，２０５０年时６０岁以上老年比例约为３５％，虽然放开后会有多少人来申请还不能确定，但对缓解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很大。

２０１５年，改革动真格，独生子女政策就要退出历史舞台。对于全面二孩而言，政策的改革并非“句号”，唯有完善相配套的经济、社会和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让人“生得起”“养得好”，才能释放改革的红利。改革，依旧任重道远。

“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我是削尖了脑袋想找那些挣得多的，能让我买得起房、买得起车，能让我堂堂正正地把童佳倩娶进门的工作。可是就算我拼了命，也赶不上这房价涨得速度。”这是电视剧《裸婚时代》主人公刘易阳的独白。

对于全国２．４５亿流动人口而言，刘易阳的独白可能是他们此生最大的梦想。２０１５“深改关键年”，梦想开始照进现实。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９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要求完善户口登记政策，维护每个公民依法登记常住户口的权益，摸清无户口人员数量、分布及产生原因等，分类实施无户口人员登记政策，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

截至７月底，河北、江苏、山东、贵州等２２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正式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具体实施意见。截至１２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市区常住人口超千万的中国四个超大城市，也均已提出或实施各自的积分落户指标体系。

“今年不仅落了户，通过当地改革的优惠政策，３１万就买到了一套１３６平方米的安置房。”原籍四川资中县的雷宏权在福建晋江打拼了１２年，户口和房子，两块压在他心头的石头终于在２０１５年落了下来。“以前一家三口挤在公司巴掌大的宿舍，转个身都困难，最让人揪心的还是孩子，没有户口，想上学都困难。”

“要进行户口登记本身并不困难，关键在于背后的配套措施如何保障。”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万海远说。

２０１５年，住房城乡建设部积极推动将符合条件、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年初承诺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安排７４０万套，全年基本建成４８０万套；前十个月，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开工７４７万套，基本建成６８８万套，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虽然刚刚起步，一些大城市落户条件也十分苛刻，但从２０１５“深改关键年”开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相信“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的故事会越来越少，“北上广相信实干”的故事会越来越多。

小马是北京市某街道办的一名普通公务员，今年是她在北京的第六个年头。这位来自浙江的“９０后”女孩刚毕业不足两年，但频现的雾霾天让她有些吃不消。还要在北京继续生活的小马，希望天蓝水净。

“阅兵蓝”应该是２０１５年北京人最欢迎的颜色，但是这样的颜色并没有成为常态化。不达标的城市空气质量时常牵动着百姓的神经。

我国受雾霾影响的数亿人依然要时不时戴上口罩，他们在数百万平方公里“若隐若现”的国土上追问：何时许我蓝天白云？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等环保改革方案，要求建立环保督察工作机制，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要求，对问题突出的地方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责任，让保护者受益、让损害者受罚。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２０１５年要在推动地方政府责任落实方面下大力气，对３０％以上的市级政府开展督查，强化地方责任，解决地方政府在环保方面的“不作为”。

虽然治理雾霾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深改关键年”，环保改革还是在持续发力。

１２月８日，北京市启动自２０１３年《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通过以来首个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弹性工作；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政府公车进一步停驶；北京市停限产企业２１００家，３５００多个工地停止室外施工……

“深改关键年”的环保喜与忧，让群众对蓝天白云有了更多的期盼：孩子们期盼能正常在户外游戏，上班族期盼不再“蒙面示人”，“大妈们”期盼跳广场舞不再像“寂静岭”……如果改革能释放更多的环保红利，那就让改革来的再猛烈一些吧。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当贵州兴仁县城南办事处居民雷大姐得知母亲患了膀胱癌时，感觉天都要塌了。“不治肯定不行，治疗又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当时愁得我整夜睡不着觉。”

雷大姐的“愁”并不让人意外。多年来，看病贵、看病难是国人最担心的事，一场大病就足以让一个家庭分崩离析。

“仅是用药一项，一年就是１０多万元。”贵州省兴义市桔山镇的村民郭欢原本有一个小康之家，但２０１１年查出患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后，不仅家里的积蓄花光了，还欠了１０多万元的高利息借款。

在山西省吕梁山连片特困区，一个不足７万人的小县就有近１万人因病、因残致贫，占到贫困人数的２８％。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要把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着力解决好群众看病就医问题。

国家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说，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环节是破除以药养医机制，核心就是切断药品、耗材与医院及医务人员的经济利益。

２０１５年，在北京启动“医药分开”试点的５家医院，门诊次均医疗费用减少了５４．８４元，次均药品费用（门诊看一次病的用药费用）减少了８２．８５元；在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医院收费处玻璃窗口上张贴着“药品零差率销售”告示，依西美坦从每盒６５７元降到１３６元，头孢硫脒从每盒２５６元降到６０元……

“医保报销、大病保险、大病医疗二次保险，不光报销的多，药价也便宜了很多。”雷大姐给记者算了一笔母亲的“治病账”：唑来膦酸从每盒近１０００元降到６００多元，吉西他滨从每盒４００多元降到２００多元……“原本以为要花１０多万，现在一共只交了５０００元。”

当然医改并非如此简单，破除以药养医的核心应该是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性，单纯实行药品零差率，而补偿机制、运行机制等配套机制如果没有建立，就会出现以耗材养医、以检查养医的现象。但在２０１５“深改关键年”，为解决看病贵、看病难，深改组已经迈出第一步。（记者：李放、王新明、史林静、刘娟、孟昭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