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深夜，台湾总统府突然发出声明，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将于11月7日以正式身份前往新加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11月4日早上，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主任张志军正式宣布，两岸领导人将在新加坡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

在去年底台湾地区中期选举中，执政的国民党遭受严重挫败，两岸间规划已久的“习马会”遭到无限期搁置。在政治可预期性下降且互信基础松动的情况下，两岸关系也随之陷入波段低谷。在两岸关系动能不足之际，作为两岸领导人共同“信得过”的密友（close friend），李显龙总理无畏地继承了李光耀资政所遗留的政治使命，继续以调解人（moderator）的立场推动海峡两岸的和解以及国家统一。

作为两岸和平使者的新加坡

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同两岸间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这为李光耀在两岸间扮演和平使者提供充分的条件。

1980年代初，两岸间对峙氛围依旧浓厚，然而，对峙形态已从1949年以来的军事对峙缓和为政治对立。在“反共”意识形态不变的情况下，蒋经国在1980年代初亲自拟定了两岸间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三不政策”成为推动两岸间交往的最大障碍，然而，这也为李光耀充当两岸间信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85年9月20日，李光耀在访华期间同邓小平就解决台湾问题交换意见。在此次会谈中，邓小平委请李光耀向蒋经国传递消息，希望安排双方领导人见面，就解决台湾问题交换意见（见《参考消息》：《揭秘邓小平通过李光耀传话蒋经国》，2012年8月15日）。

在李光耀积极穿梭两岸的情况下，两岸间开启了二轨对话渠道。到了1986年，两岸间已共同就坚持“一个中国、国家要统一、共同反对台独”达成共识，也为两岸间积累充分的对话基础。在两岸共同坚持上述三项共识的前提下，大陆对台湾当局坚持的“三不政策”保持宽容的态度，两岸间军事、政治对峙也持续趋缓。

凭借着灵活的政治手腕，在蒋经国过世后，李光耀依旧在两岸事务上扮演关键角色。由于曾公开表示将会是东南亚最后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李光耀在1989年3月以“邦交国元首”的规格邀请李登辉访问新加坡。然而，为避免此举激怒北京，进而波及谈判中的中新建交，李光耀在两岸间展开斡旋，最终以“从台湾来的总统”身份邀请李登辉访新。这项公正而极具创意的安排使李光耀获得两岸领导人的共同信任，也奠定了李光耀在两岸领导人心中的威望。隔年10月，新加坡同“中华民国”终止“邦交关系”。但是，在1990年、1994年与1998年，新加坡政府曾三度以“务实外交”的形式邀请台湾当局行政院长（分别为郝柏村、连战、连战）访问新加坡。

1990年代初期，李光耀持续在两岸间斡旋，连带使得两岸间互信加深，新加坡也因此在两岸间扮演更加吃重的角色。1993年4月，两岸间在共同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展开首次半官方直接接触——辜汪会谈。随着两岸间展开直接对话，作为两岸共同接受的第三方，李光耀逐渐从信使演变为提供担保的调解人。

在李登辉统治后期，台湾当局台独色彩日渐强烈，两岸关系与台新双边关系出现同时衰退的现象。但是，这并未削弱新加坡在两岸事务上的重要性，李光耀再次以巧妙的姿态在两岸议题上找到新的落脚点。不但如此，李光耀开始以“密友”的名义同台湾各界政治人物进行交往，交往范围也从以往国民党籍政治人物拓展至民进党籍政治人物。

2000年3月，民进党首度取代国民党成为台湾地区执政党。为避免两岸间因互信不足出现政治误判，美国在两岸间同时启动防御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通过派遣外交专员居中建立联系。凭借着在两岸间积累的威望，并作为美国在东亚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李光耀资政开始摸索在两岸间建立更为广泛的预防性交往关系。

在陈水扁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李光耀曾两度访问台湾，并同苏贞昌、谢长廷、蔡英文等民进党籍政治人物建立起私人关系。但是，在此期间，受两岸关系剧烈震荡的影响，新加坡扮演两岸间调解人的意图曾短暂受到阻碍。

2004年3月，陈水扁在争议声中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由于在选举期间曾公开宣称将推动“法理台独”，两岸关系再次趋于紧绷。2004年7月，在事前不顾中国政府警告的情况下，李显龙总理以调解两岸间分歧为目的访问台湾，并在访台期间公开会见陈水扁、时任行政院长游锡堃以及总统府秘书长苏贞昌、陆委会主委蔡英文等人。遗憾的是，这次访台行程不仅没能增进两岸间互信，中新两国间互信关系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在陈水扁任内，李氏父子曾短暂淡出两岸间事务，但在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李光耀又再度承担起两岸间调解人的角色。

2007年中，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进入倒数阶段，即将代表国民两党角逐正副总统的政治人物陆续访问新加坡，包括苏贞昌、马英九、萧万长和谢长廷。李光耀再次肩负两岸间预防性交往的重任。

在国民党重新赢得台湾地区执政权后，李光耀再次接受马英九政府邀请访问台湾。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李光耀明白表示：过去不能去台湾是因为台湾当局要走“独立”的路，现在情势改变，台湾跟大陆合作，因此访台的阻碍已不复存在。

2011年5月，李光耀正式宣布将不会在新一届政府中担任任何职位，这意味着李光耀正式淡出政治舞台。然而，李光耀并未停止以两岸中国人共同“密友”的身份同两岸政治人物会面并提出忠告。

2013年中期起，台湾岛内因《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出现严重分歧，两岸交往再次面临阻碍。为化解岛内朝野间纷争，李光耀再次邀请时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以及继任主席蔡英文访问新加坡。2015年3月，随着朱立伦在国民党内领导人的身份获得确认，李显龙总理开始仿效李光耀资政以“密友”的名义邀请朱立伦访问新加坡。可以预期的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李显龙总理已继承了李光耀资政的使命，承担起两岸间和平使者的重任。

两岸对领导人会晤的考虑

自1985年李光耀首次接受邓小平邀请，新加坡领导人以信使身份穿梭两岸，迄今刚好进入第30个年头。在过去30年里，阻碍两岸间交往的“三不政策”已一一被克服。从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1993年辜汪会谈以及2014年两岸政府间两岸事务负责人（大陆国台办与台湾陆委会）首次会面，两岸交往历经了民间、半官方、官方交往等三个阶段。两岸关系正朝常规化与制度化方向发展。然而，在两岸间交往持续深化的同时，两岸间最具象征性意义的领导人会面却始终无法获得落实。

笔者认为，早在今年三月李光耀资政辞世时，两岸领导人应认真考虑仿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曼德拉葬礼上“相互致意”的破冰模式，在李光耀葬礼上携手向“和平使者李光耀致敬”。

相较于美国、古巴两国元首在曼德拉葬礼上“相互致意”，阻碍两岸领导人见面的阻力似乎更小得多。首先，在马英九统治期间，台湾当局坚持在“九二共识” ——海峡两岸均坚持共同属于一个中国—— 的基础上同大陆展开政府间协议以及各项谈判。

有别于美国与古巴两国在双方未展开政府间接触的情况下，由教宗作为调解人推动两国元首相互致意的情景，两岸领导人间见面显然更具有充分的条件。那么，两岸领导人之间会面的阻碍究竟何在？这恐怕得从两个案例间性质的差异展开分析。

不容否认的是，相较于美国、古巴两国作为单纯的国家行为体，在一个中国框架下的海峡两岸是以“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的身份同对方进行交往。也因此，对大陆而言，避免将两岸事务国际化，便被内化为处理两岸领导人见面的指导纲领。

相较于大陆方面避免让两岸领导人在国际场合会面，台湾当局在处理两岸领导人会面时则面临不同类型的政治压力。对台湾来说，受限于物理条件差异，两岸在进行政治谈判时明显存在着综合实力不对等的困境。也因此，即使大陆方面声称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框架下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但岛内舆情迫使台湾领导人在同大陆展开政治协商时保持着审慎态度。

除了害怕在深化两岸交往的过程中丧失自身“主体性”，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的“国际参与”以及“国际空间”议题也是极为关注的。相较于李登辉、陈水扁统治期间，台湾当局同大陆在“国际参与”以及“国际空间”上展开恶性竞争，马英九提出了“活路外交”的概念。“活路外交”是指海峡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就台湾地区的“国际参与”以及“国际空间”展开谈判，最终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马英九任内，两岸间在此议题上未能取得显著的共识。也因此，随着国民党执政失败，在缺乏政治资本的情况下，马英九在剩下的任期内将在两岸、外交上采取消极的态度，这将为民进党反对“九二共识”提供有利的依据。

结论

在本文中，笔者针对李光耀资政、李显龙总理作为两岸间调解人的历程做了概述，也从中对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见面的可行性做了说明。不可否认的是，此刻马英九的政治声望正在谷底盘旋，而从台湾总统府新闻稿表明两岸领导人不会签署和平协议、不会发表共同声明的态度来看，两岸领导人的会面将难以为两岸关系带来任何实质性进展。然而，在岛内弥漫着清算马英九的政治气氛中，一股推翻“九二共识”的暗流正在酝酿，这将为民进党在2016年领导人选举中避谈“九二共识”提供可恃的民意基础。

面对岛内这股反对“九二共识”的声音，大陆方面已做出强硬回应。今年3月，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明确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交往共同的政治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两岸关系将重回动荡不安的老路。然而，在对岛内反对“九二共识”的声浪做出强硬回应的同时，大陆方面也通过持续深化两岸间合作以及台湾民众关心的国际参与来强化“九二共识”在岛内的支持度。笔者认为，唯有在两岸之外的第三地安排两岸领导人会面，才可能让马英九说服台湾民众“活路外交”尚有可操作性，进而为“九二共识”在岛内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

为避免两岸关系呈现螺旋衰退，也为民进党考虑接受“九二共识”提供诱因，海峡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会晤的决定值得高度肯定。对大陆而言，作为两岸共同信得过的“密友”，李显龙总理能以公正的态度对双边互动进行担保，进而降低两岸领导人在第三地会面时出现风险的可能性；而对于台湾领导人而言，虽然不能在“国际场合”同大陆领导人会面，但在两岸以外的第三地同大陆领导人会面，也具有在“准国际场合”的意义，这将有效遏制岛内质疑“活路外交”可行性的声音。而作为两岸领导人共同的“密友”，李显龙总理继承了李光耀资政遗留的伟大政治使命，继续凭借他特殊的身份和名望推动海峡两岸的政治和解，为两岸中国人的和解与国家的统一尽上一份心力。

（注：作者曹正仁是台湾籍两岸、国际关系评论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