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因为“郭美美”，红会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至今未能消除。

　　两年后，成立不到半年、曾被寄予厚望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同样因为郭美美，被扯入质疑风波的漩涡，无法脱身——先是社监委被指为红会公关部，继而4名委员被疑与红会有利益关系。

　　部分委员将此归因于社监委的身份与职能被错误估计：社监委委员并非社会公选，而只是受红会邀请，以志愿者身份为红会提供建议及监督。

　　下一步，社监委将如何行进？6月9日，社监委将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众多事项将在会上被提交讨论，其中包括社监委的定位、职能等问题。

　　承载众多期望与压力的社监委，或将在此次大会上，重新给予公众一个全新的认识。

　　郭美美再引风波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简称社监委）真正“出名”，是在芦山地震期间。

　　社监委委员、新闻发言人王永当时负责官方微博运行，每天发布十多条微博，其中大部分是对网友举报红会问题的回应。

　　“前后收到100多条举报，只有两三条是真实的。”王永感受到了网友对红会的“敌意”，专门接收举报的手机，经常收到骂人短信，微博的评论里也多为谩骂之言。

　　4月23日，社监委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拟重启郭美美调查的微博。

　　王永对媒体表示，社监委内部已对重查郭美美事件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

　　该消息激起千层浪。红会社监委及王永本人，被广泛关注。

　　3天后，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发布微博称，“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郭美美，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有开会作出决定要重查郭美美。”王永随后也告诉记者，只是社监委内部的几名委员达成共识，是否调查尚需全体委员讨论后决定。

　　略显戏剧性的变化，让人们误认为红会、社监委出尔反尔，矛头对准红会的同时，社监委也没能置身事外。

　　让整个事件发酵至高潮的，是5月13日知名爆料人周筱赟的一则爆料，他指责红会社监委只辟谣不监督，是红会养着的“公关部”，社监委监督的独立性难保证。周筱赟同时质疑委员王永所在的公司与红会有利益关系。

　4委员接连“中枪”

　　“成为社监委委员时，我预想过可能会有麻烦，但我没想到麻烦会这么大。”5月28日，王永告诉记者，这段时间的遭遇“真是一言难尽。”

　　王永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之一，他被骂骗子。“我只想说我骗谁了，我们不拿一分钱开展监督工作，是为了谁。”他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现在都受到了巨大影响，还殃及了家人。

　　质疑还远未结束。5月25日，有媒体报道，社监委成员中包括王永在内，至少有4位委员与红会存在利益关系。其中，委员王振耀所在的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被指接收过红会2000万善款；委员袁岳被指其公司承接了红会的评估项目并收取费用。

　　对此，王振耀回应，“用谎言的方式来质疑，这是想干什么呢？我只能怀疑质疑者有不良动机。”他表示，自己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壹基金也发布声明，澄清北师大公益研究院的2000万善款无关红会，而是壹基金向企业募集的定向捐款。

　　委员袁岳称将退回所收的3万元费用，并表示，如有必要将辞去委员一职。

　　5月29日，社监委委员、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勇被爆与红会有直接利益关系。张勇对此予以否认，并对其中细节进行解释，他同时称，“至于他们说我够不够资格做（社监委委员），我无所谓，做也行，不做也行。”

　　以监督红会为己任的社监委，自己却陷入了信任危机。有委员甚至担心，没有根据的质疑如果再继续，社监委的工作将难以持续。

　　社监委救不了红会

　　据介绍，社监委16个委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社监委工作，不从红会领取报酬，但社监委的工作经费由红会承担。

　　社监委章程明确，社监委可对红会战略发展计划提出意见；对红会的财务、捐赠、项目以及整个流程进行监督；应公众要求，对涉及红十字会的重要事件进行调查；负责接收民意转交红会等。

　　因此，社监委的成立被寄予厚望，认为可以避免类似郭美美事件的发生。多家媒体的报道中提到，今后再发生类似郭美美的事件，“将有独立的第三方开展调查，调查结果也会更客观。”

　　在委员王永看来，社监委成立半年来，确实做了一些事。成都红会捐款箱长毛事件，是社监委介入调查的第一起较有影响的事件。

　　“事情查实后，我们要求红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全国的捐款箱进行排查。第二件事是要求红会出台捐款箱管理办法，以及合作伙伴的管理办法。”王永认为，社监委对红会的监督是从点到面，更利于促进红会工作的廉洁高效透明。

　　他表示，很多人说社监委在芦山地震期间专门辟谣，“可是网友向我们反映问题，是假的那当然要澄清啊。难道澄清就成了专门为红会辟谣的公关部吗？”

　　但对于“辟谣”，多名委员并不赞同王永的观点，反而认为有些不妥。

　　王振耀表示，社监委不是红会的信访机构，“我们不能代表红会向社会做任何解释，我们的工作不该是这样，红会也没授权我们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辟谣解释。”

　　他认为，社监委接到的来自于红会的授权，只是为红会提供监督、提供意见等，公众有意见可以通过他们来转给红会，“红会的信用不能靠社监委来挽救，社监委只是帮助红会的一点点力量。
”　身份定位存异议

　　一个由社会人士组成、以志愿者身份监督红会的机构，却深陷质疑漩涡。

　　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王振耀看来，“实际是社会上对社监委的功能定位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质疑者把社监委的定位弄错了，把社监委当成了类似纪委的机构，这就给社监委赋予了极高的职能。”

　　尽管社监委章程明确，社监委“是由社会各界专业人士组成的专门机构，以第三方身份对中国红十字会有关工作进行监督。”但王振耀认为，社监委只是一个咨询性的监督机构，委员不是社会投票选出来的，而是受红会邀请而成为委员，“大家只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义务帮助红会完善自身，而非大家想象中的独立第三方机构。社监委没有注册，也没有独立的法人代表，何谈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呢？”

　　王振耀的看法得到多名委员的赞同。社监委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社监委是红会为加强自身监督，邀请社会各界专家而设立的相对独立的机构。

　　“它应该沟通社会监督红会，而不能代表红会。它的监督功能目前是红会授予的，不能说是社会授予。”杨团表示，社监委只是相对独立，而非完全独立，且完全独立的社会监督慈善组织的机构在中国现在没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认为，社监委的很多制度还没建立起来，对社监委的质疑也主要集中在成员产生、构成及社监委与红会的关系等方面，不过如果仅因为红会出经费，就判定社监委不独立，这是不成立的。“法律法规明确基金会的审计评估费用都由自己支付。但作为社监委委员，在社监委成立前与红会有合作没问题，但成立后绝对应该避免合作。”

　　他同时表示，红会本身就是半官半民的性质，而社监委的成立较为仓促，社监委如何定位，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成员如何选出等，都需要探索实践，现在没有先例可依循。

寄望大会明定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社监委的成立由红会发起，但质疑风波后，红会始终保持沉默，记者递交采访提纲也未获回应。其他委员在接受采访时比较谨慎，不愿多言。

　　不过，委员们仍对社监委有所期待。6月9日，社监委将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社监委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更多的委员寄望于这场会议。

　　委员袁岳表示，自己将在大会上向委员会报告受质疑项目的合作情况，接受委员会对此问题的判断与意见；王永表示，自己正在准备有关重查郭美美的建议，将递交大会上讨论。“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相信很多委员现在都在思索。”王振耀说，之前的工作因为经验不足，确有需改进之处。委员王永认为，红会成立社监委来自我监督，是很好的试点，如果红会做成功了，那么在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开展，“社监委的工作前无古人，我希望社会更多的是宽容、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以及理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另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已有数个委员想到过离开，袁岳更是公开声明，如有必要将辞职。袁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委员中没有人是靠红会吃饭的，也不会因为红会领导一句话就要为其做什么，“我们不是接受命令，而是从专业角度对红会机构的建设提出建议”。

　　王振耀说，公众要求社监委是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我想，如果社监委真的如此定位，很多委员可能都无法留任，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他以自己为例，社监委章程提出一年开两次大会，在时间上给予委员充分的自由，他才愿意担任委员。

　　有委员透露，6月9日的会议上，委员们会对社监委的定位和职责进行讨论，给予社监委一个明确定位。

　　一旦委员达成一致，是否意味着社监委章程将修改？对此，社监委秘书长黄伟民表示，在大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众多问题都将会被提出、讨论，以进一步完善社监委的工作。

　　不过，社监委如要修改章程，须经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黄伟民表示，现在什么都不好说，“一切以委员的最终讨论结果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