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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的计划生育思维下，人们常常习惯于把人口当成分母，认为人口众多将拉低人均财富。这种说法成立吗？

　　人均财富 —— 人口是分母还是分子？

　　人均GDP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富裕程度最常用的指标。在长期计划生育思维下，人们习惯于把人口当成分母。在谈论中国GDP时，很多人会无奈道：虽然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二，但因为人口太多，人均GDP才排在世界中上水平。事实上，人口更多与人均GDP更低并无因果关系。更合理的表述应该是，虽然中国的人均GDP是中上水平，但GDP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也就是说，正是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和劳动者对经济的贡献才创造了巨大的GDP总量。

　　其实，分析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可以发现，人口密度更大的国家，人均GDP甚至还略高一些，尽管关系并不显著。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几个省，其人均GDP也大都排在前列；其他国家内部也大都如此。在中国内部，人口密度最大的5个省区依次是江苏、山东、广东、河南、浙江。在全国27个省区的人均GDP排名中，这5个人口最稠密省份分别位于第1、第7、第5、第19，第2位，即便是排名第19的、位于中部的河南，其人均GDP也高于同属中部、面积相当、资源更丰富、人口不到河南一半的江西。

　　当然，即使富裕的地方真的人多，那也可能是因为富裕吸引人口，而不一定意味着人多致富。但结果至少说明，人口越多越穷的说法与数据不符。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中性或略偏正面的因素。　　

　　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其他条件不变，人口下降，对分子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分母的作用，导致人均GDP下降而非上升。

　　中国的面积与美国相当，人口是美国的数倍，但人均GDP却远小于美国。很多人把这归咎于中国人口太多。中国与美国的比较只有2个样本点，而前述分析则比较了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结论更有普遍意义。 致富的因素有很多，人口只是其中之一。中国曾长时间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处于最富裕的国家之列，但西方科技和工业革命打破了原先的均衡，将中国抛在后面。直到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才走上正轨。虽然现在中国人均GDP低于美国，但增长的速度却远快于美国，说明两国经济之间尚未达到均衡状态。

　　经济循环过程

　　要真正理解人口与经济活动的关系，需要更深入地分析经济循环过程。如图1所示，经济活动是以人口为核心的多重循环过程：图左是物品和服务的流动，图右是货币和资金的流动。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人口通过劳动创造物品服务以换取货币资金收入；作为消费者，人口支出货币资金换取物品服务以满足生活需求。这里的人口在广义上包括家庭、企业、政府等经济参与者。在这种意义下，生产指的是经济体的投入，消费则是经济体的产出，两者总量上是同额的，可以理解为整个经济体的GDP。

　　在本文的术语下，消费所指比一般意义更广。消费作为经济产出，按去向可分为两类：1 ) 当前消费，即家庭消费和政府支出，也即通常所说的内需，经济产出中被直接“享用”的那部分，这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2) 延迟消费, 即投资和净出口，也就是经济产出中未被直接“享用”的那部分，其价值作为积累被投入生产或出口，旨在换取未来的“享用”能力。

　　另一方面，生产做为经济投入，按来源可分为三类：1) 劳动投入，即经济投入中用于支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与劳动人口的工作时间有关；2) 资源投入，即各类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代价；3）资本投入，即技术装备等凝结了过去的劳动和资源投入的生产资料投入，这些投入来自于延迟消费，本质上也就是经济体内的积累。  

图1 经济循环过程

　　按上述划分，生产中的资本投入本质上就是消费中的延迟消费，两者是积累的一体两面。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是生产率，即企业将成本（货币化的劳动、资源、资本投入）转换成收入（货币化的物品服务）的效率。生产率包括劳动者效率和技术水平两方面，两者的提升都需要积累，也就是通过延迟消费对劳动者技能和技术装备进行投入。经济体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变需要长期的积累。

　　财富是流量

　　按视野不同，经济学分析在时间上有短期和长期之分，在空间上有微观和宏观之分。同一行为在不同视野下分析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短期看来有利的事情，长期未必如此；比如，行业保护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企业维持市场份额和盈利，但长期以往却会弱化整个行业的竞争力，降低市场效率并可能最终损害企业的自身利益。同样，在微观上有利的事情，宏观上可能没有意义。设想银行把1元换成10元。如果银行只对你一个人这么做，你的100万元资产将变成1000万，你变得比以前富有10倍。但如果银行对全民这么做，那相当于货币贬值到原来的1/10, 全民没有丝毫变富。简言之，把1元换成10元这个行为在微观上有利，但宏观上却毫无意义。微观看的是外部条件给定时个体行为产生的效应，而宏观看的是所有个体的共同行为所产生的集体效应。

　　要探讨人口与富裕程度的关系，需要明确财富到底是什么。从短期和微观的视野来看，个人或家庭的财富可理解为资产价值，是存量。但在长期和宏观意义上，衡量经济体富裕程度的指标通常是人均GDP，也即单位时间内人均生产和消费的价值，是流量。为什么不使用人均资产来衡量经济体的富裕程度呢？这是因为作为存量的资产在长期和宏观上的意义不同于在短期和微观上的意义。比如，个人可以不断积蓄资产，积蓄越多的人，今后消费的能力相对越强。但如果所有的人都过度积蓄，整体超过对未来的投资所需，那么不仅当前消费会萎缩，而且积蓄的资产由于无法获得预期收益也将面临泡沫化。换言之，提高积蓄比例对个体有意义，对整个社会未必如此。就像在体育场看比赛时，一个人站起来可能视线更好，但如果大家都站起来，整体效果可能还不如大家都坐着。

　　在长期和宏观意义下，财富是流量而不是存量，这点从经济产出来看更明显。我们所享用的物品和服务几乎都是在过去一年、几年、或几十年内创造的。宏观上的存量如果不通过积累转换成长期创造流量的能力很快就会消耗掉；葡萄牙和西班牙曾在殖民时代掠夺无数财富，但现在却处于西欧最贫穷之列。由于财富是单位时间内生产和消费的价值，经济体的富裕程度取决于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能够实现多少匹配；每达成一次匹配，生产和消费同额增加，社会财富增多。那么人口对这种匹配的作用如何呢？

　　首先，人口越多，居住越密集，现有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比如，即使在人均意义上，城市也比乡村富裕，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富裕；因为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很稀奇的物品和服务都可能有商家和机构愿意提供。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需求和供给更多样化和个性化，因此大城市的优势将来会越发明显。

　　其次，人口越多，现有的需求和供给越可细分，专业化越高，劳动效率越高，匹配效率越高。比如，珠三角制造业各种专业的技术工种不计其数，相互关联，零配件的种类和型号更是数以千万计，这种专业化和综合化的优势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难以复制的。

　　再次，人口越多，社会经济复杂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新的需求和供给，孕育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达成新的匹配；比如，中国的航天、高铁，印度的电影都是中小国家难以支撑的。

　　总体来说，广义的交易成本占GDP比例远高于自然资源的贡献，因此，只要发挥得当，人口众多的规模和聚集在节省广义交易成本上的优势很大程度可以弥补甚至超越自然资源相对较低的不足。如果把财富看成存量，分享的人越多，人均当然越少。但从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来看，财富是流量，是经济体内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的匹配。参与经济循环的人越多，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效率越高，循环越顺畅，人均创造和享用的财富也可能越多。在图1，如果把资源比喻成土，人口就是水。在土之上，水的充沛是经济之树茂盛的有利条件。

　　春节期间大量外地人回乡，北京地铁变得宽松，让人觉得北京平时就这么多人该多好。这是典型的用微观视角来看待宏观问题，即假设如果平时真的这么少人，地铁服务不变。但如果平时真的少那么多人，北京的经济总量不会有这么大，建设地铁的需求和财力也不会有这么强，更不会有这么密集的地铁线路和车次。广州建成区人口大约是北京的一半，但广州的地铁里程目前也仅北京一半。

　　一方面，人口少，地铁马上就宽松；但另一方面，人口少也会降低地铁建设的需求和财力，并最终降低地铁服务的规模，这个作用过程非常漫长，其效应间接而抽象。减少人口的好处是短期和微观的，容易为人们所感受，而减少人口的坏处却是长期和宏观的，体会需要更长时间，尽管其作用可能更加深远。

　　人口政策涉及国家民族之根本，必须从长远和宏观的角度来把握。那种认为人口下降会提高人均财富的观念是短视和狭隘的，是用短期和微观的视角来看待长远和宏观问题所得出的错误结论，应该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