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就不断对于作为“前”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处方进行反思。这些反思是极其有用的头脑风暴新理念的萌芽。
不过，笔者发现，中国有些人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往往会群起批判，一见对政府发挥作用的建议就贴上“反对改革开放，复辟计划经济”标签, 令人费解与担忧。本人在世界银行工作二十多年，一直跟踪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的反思和政策变化。如果世行和IMF等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都在对前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改革其政策处方，中国是不按主流经济学的思路进行改革而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国家，我们为什么却反对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是学术上固守早先学到的理论而“不化”，还是不了解国际上已经在反思主流经济学？
反思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已经世人皆知了。其研究局的副局长 Ostry等人2016的文章 《新自由主义贩卖过度了》用实证研究说明：新自由主义并未带来经济增长反而造成收入不均等的恶化。
其中，“资本帐户自由化”政策导致许多国家的金融危机： “1980年以来，有150次大量的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其中20% 造成了金融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萧条”。（Ostry et al 2016, Ghosh, Ostry, and Qureshi, 2016）世行的许多人都反对基金和世行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帐户的处方和贷款条件。反对他们对1998亚洲金融危机的“紧缩处方”。
最后，基金的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2012年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公开承认错误：承认危机时刻是可以运用资本管制的 ——现在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的工具箱中的合法工具。这些是用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多少年血汗的教训换来的。
反思之二
世行的成立之本“官方发展援助（ODA）必须是优惠的（concessional）” 这一立意已经被动摇了。笔者与林毅夫合著新书《超越发展援助》指出了经合组织和世行／基金的官方发展援助定义将大型基础设施贷款和出口买方信贷排除在外，将股权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排除在外，割裂了贸易与援助和投资的关系，从而无法运用受援方和援助方的比较优势，因而效果不佳。南南学习、南南发展合作已经被发展中国家接受，特别受到了非洲国家的欢迎。
在发展融资方面，混合型融资（blended funding）和公私合作（PPP）机制也被世行广泛采用。最近，牛津大学的Paul Collier教授， 也提出要“反思发展融资的模式”，甚至建议世行用发达国家官方援助提供给世界银行（IDA）的软贷款来资助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对私营企业的股权融资。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发展经济学学术界反思的证据之一。
反思之三
2008年之前主流经济学对于结构转型重视不足，尤其是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差异性研究几乎完全忽视，而在非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由于缺乏电力而无法发展。世行人员承认，“在1990年代捐助国完全忽略了非洲的电力部门”。
2008年林毅夫成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经过审慎思考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发展经验，林提出要“超越凯恩斯主义，建立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以此刺激需求增加供给， 克服增长瓶颈，寻求在长期内的结构转型，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减贫。林的理论在当时世行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中响应者寥寥。经过他的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的努力，加上时势的变化，到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在其年度《世界经济展望》中倡导经济下行时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稳定增长、创造就业、提升未来增长潜力的措施，斯宾塞、斯蒂格利茨等多位诺奖获得者也多次指出基建建设，结构转型的关键作用。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如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等也开始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和评论。由于中国的经验的影响，世行反对“产业政策”的立场也有所变化 并首次贷款给埃塞俄比亚建立经济特区／工业园。
反思之四
发展中国家对于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DSF）有许多批评意见。从2007年起，IMF的独立评估办公室就有所反思。在《超越发展援助》一书中，我们指出债务可持续框架的主要局限是没有把债务的不同用途区分开来，是生产，投资，还是消费？它的时间期限短也不足以衡量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局的许多经济学家正在对这个债务可持续框架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和修改。争论还在进行：8月15日IMF又对中国的债务问题提出警告，而央行派驻IMF的金中夏执董进行了反驳，其主要的观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存在上述所说的问题。这一反思和辩论正在进行。要知道，债务可持续框架影响到许多发展中国家能否借款，借多少，能否发展电力和制造业以创造就业减少贫困，甚至影响到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反思之五
更加引人注意的是，世行对于“良政”（Governance）的内涵进行了反思。其结果发表于刚出版的《2017年世界发展报告：治理与法律 》。报告很长，其关键是在第29页的分析框架：从注重制度的“形式”到注重制度的“功能”，也就是它们的有效性，以便实现“安全，增长，均等”三大目标。从注重能力建设到注重“权力的不对称“，从注重“法制”到注重 “法律的作用“。“本报告认为，政策有效性的决定因素是那些制度的‘形式’能否在特定环境中行使它们的既定功能。”“在有些国家，发展的水平与政治制度安排尚不能有效地实施正式法规。”（WDR2017 “主要观点”，第二页第一段）。这些观点是与以前世行关于良政的阐述有显著不同的。
由此可见，连世行、国际货币基金这样的国际发展机构都在反思“前”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政策和处方，中国是以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及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处方进行转型而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国家，中国经济学界为何不总结自己的经验来引领这轮反思，反而在还在维护那些已经被证明有许多问题的过时的理论和政策处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发表时略去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