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和广州的竞争态势一直非常明显。

1989年，广州经济总量超越天津，成为中国经济总量“第三城”。而近些年来天津经济快速赶超，两大城市之间的总量差距随之缩小。2002年，广州经济总量比天津高出49%，而到2012年，广州经济总量只比天津高出5%。

曾经任职天津的任学峰南下主政广州，备受各界关注。在他的任内，他曾任职的天津市GDP总量会不会超越广州？广州会不会因此失去“一线城市”的光环？

广州经济总量被天津、深圳超越很有可能。

在广州之后，经济总量第四、第五的城市目前分别是深圳和天津。2013年深圳和天津的GDP总量差距已缩小到130亿元，今明两年深圳和天津可能迎来“黄金交叉”，也就是说由于天津增速快于深圳，天津将超越深圳居于经济总量第四。

但另一方面，广州、深圳和天津这三大城市的名义增长速度，大致呈现天津>深圳>广州的基本格局。

（注：名义增速是用当年GDP总值和上年的GDP总值相除所得的算术增长率，官方每年公布的实际增速则将当年GDP总值参考物价指标进行了数值调整，名义增速能够最直接地反映经济总量的绝对增加值，本报告使用的名义增速数据来源于各城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

由上表可见，从2000年到2013年，广州的年均名义增速比深圳和天津分别慢1.1和2.6个百分点，从2010年到2013年，广州的年均名义增速下降比深圳、天津更明显，分别比深圳和天津慢1.9和4.2个百分点。

在中国经济普遍降速的背景下，未来一段时期广州、深圳和天津的增速都将出现放缓，但总体增长趋势天津>深圳>广州的格局不会改变。

假定从现在起 到2022年前后，广州、深圳、天津三市的增长率逐渐从2013年的10%左右的增长率过渡到6%左右，三城市降速比率相等，考虑价格因素,预计穗、深、津三市从2014年到2022年的经济走势如下。

根据上述测算显示，广州GDP总量可能在2018年前后被天津超越，然后在2022年前后被深圳超越。届时，中国五大城市的GDP排位将由现在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变为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广州，广州可能由经济总量“第三城”变为“第五城”。

广州GDP总量在未来几年跌出前三，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否意味着广州的“一线城市”地位不保？

“一线城市”广为学界和媒体所采用，但并无一个明确的标准。最接近于“一线城市”的官方概念，是2010年住建部拟定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的“国家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理论上有成为世界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潜质，在国内具有引领、辐射和集散功能。

住建部规划的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包括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和广州。

而民间对“一线城市”的判断与官方的“国家中心城 市”定义并不相同。1989年，广州经济总量超越天津，1990年，广东省经济总量超过江苏。

这两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广东省和广州市在中国经济棋局上，成为仅次于北京上海的战略高地，计划经济时代曾广泛被使用的“京津沪”概念，从此被“京沪穗”所取代（民间也多以“北上广”指称）。

与之相应，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深圳由县城人口只有两万多人的小城镇，到九十年代初已成为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二线城市。

1991年，深圳超越 成都、武汉、南京、杭州等主要省会城市，1994年超过辽宁省会沈阳，1997年和1999年相继超越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市，成为中国经济总量“第四城”，此后深圳逐渐也被公认为中国的“一线城市”，与京沪穗三地合称“京沪穗深”（也称“北上广深”）。

随着天津未来重回GDP总量前三，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是否会再度改写？曾经盛极一时的“北上广深”概念是否会因此瓦解？

评价一个城市是不是“一线城市”，关键不仅在于经济总量，更在于这一城市的辐射半径。“一线城市”，本质上是在全国范围内承担政治、经济、科技、金融、贸易、交通等中心职能的特殊城市，服务半径是整个国家，在市场化条件下，对全国的资源和人才具有吸附作用。

而 “二线城市”，本质上是在一个区域内发挥中心城市职能的城市，对于所在区域之外的地区，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在中国，衡量一个城市是否是“一线城市”，可以参考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地位和国际知名度、经济总量、人均GDP和居民收入水平、人口、金融中心功能、交通枢纽功能、总部经济和产业辐射力、大企业集聚水平、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能力、生活质量、科技创新能力。

按照上述原则，对十个经济总量最大的副省级以上城市（含直辖市）进行了评估，评估共分为政治、主要经济数据、大企业集聚水平、交通枢纽功能、人口集聚和科技创新六大类，一共使用了包括使领馆机构数量、GDP总量、工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存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房价、世界五百强企业数、主要机场客运量、研发经费占比等32个单项数据，测算形成了十大城市综合辐射力榜单，该榜单如下：

可以看到，在榜单上的城市得分别处于80—90分、50—60分、40—50分和30—40分四个区间。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 注意到，北京、上海两市得分均在80分以上，在所有的细分项都包揽了第一、二位，北京在政治及外交、大企业集聚、科技创新、人口集聚四项居首，上海的主要 经济数据和交通枢纽功能（主要由于上海的航运中心地位）更强。京沪是绝对的“一线城市”。

除京沪之外，广州、深圳分 数在50到60分之间。深圳得分为59.13分，这一分值同北京、上海有很大差距，但明显高于包括广州在内的其他城市，深圳的主要优势在于经济质量效益较好，主要人均经济指标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在工业、金融等关键行业地位突出，在京沪之外聚集了最多的“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也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属于较典型的“一线城市”。

广州得分也在50分以上，虽然比深圳有明显差距，但仍较杭州、重庆、武汉、成都、南京等二线城市的分值高出一半左右，表明其仍具有较强的全国影响力，算得上“一线城市”，但这一地位可能并不巩固。

天津46.93分，没有达到50分的门槛。其分数值高于其他几个城市，表明其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国性影响力，有从区域性中心城市成长为“一线城市”的潜质。

分数在40分以下的5个城市，基本上还属于区域性中心城市，但其中杭州排名最高。在大企业集聚这一单项，杭州分数高于广州和天津，表明杭州在一些细分行业和领域拥有超过广州和天津的话语权。

前述榜单表明，广州经济实际上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远远弱于其全国第三的总量排名，不仅和北京、上海差距很大，甚至明显低于同一省内的深圳，属于典型的“大而不强”。

可以看出广州经济实际上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远远弱于其全国第三的总量排名，不仅和北京、上海差距很大，甚至明显低于同一省内的深圳，属于典型的“大而不强”。

然而，广州经济弱在哪？

衡量一个城市的经济辐射力，不仅要看总量，还要看“单科”。广州的主要经济指标当中，只有经济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少数指标较天津、深圳有较明显的优势以外，在工业、金融、高新技术等细分领域基本上都弱于后两者。

工业中心地位偏弱。

在京津分工的背景下，天津是北方地区的工业中心，工业总产值仅次于上海已名列全国第二，广州工业发展相对天津已有一定劣势。

而在珠三角内部，广州也并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工业中心，深圳的通讯、电子、机械乃至汽车工业，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家电等制造业，都相当强势。2013年深圳的工业增加值为5889亿元，比广州高出24%。

广州工业不仅规模不如天津、深圳，而且质量效益也比较一般。广深两市都统计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2013年广州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是498.37亿元，而 深圳是3370.67亿元，也就是说，广州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占比远低于深圳。

在企业经营效益方面，在工业增加值总量比北京市高出近三分之一的条件下，广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却只相当于北京市的六分之五。

金融中心地位缺失。相较于深圳和天津，广州金融业发展缺乏政策优势和资金基础。2013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1146亿元，低于天津市的1202亿元，更远低于深圳市的 2008亿元。

从资金面来看，广州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不仅低于北京上海，也比深圳少3000亿元，这表明深圳虽然并没有省会的政治地位，但相较于广州在 吸纳资金上仍有优势。天津的存贷款余额明显低于广州，但其金融业增加值高，反映出以金融租赁等新兴金融服务为主的天津金融业已展现出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盈利能力。

概而言之，北京、上海、深圳是全国仅有的三个金融业增加值超过2000亿元的城市，分别作为中国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主要聚集地，是公认的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天津近年来在政策优势和体制创新的双重作用下金融业也有其特色。

相较于京沪深津四市，广州金融业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于普通省会城市的水平，2013年广 州的金融业增加值只比重庆多100多亿，比成都、杭州、南京等省会城市多出约300亿，但却比深圳少800多亿，此间差距非常明显。

科技创新水平一般。

在本榜单中，广州的科技创新得分排名仅为第七，在东部城市中排位倒数第一，仅高于中西部的武汉、成都和重庆。

2012年京沪穗深津五市的研发投入强度，北京去年的研发经费投入为1031.1亿元，广州为305.1亿元，仅为前者的1/3。广州的研发投入不仅低于京津沪深四市，同样也低于杭州和南京。

另一个反映城市科技发展水平的指标，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数，广州同样表现非常一般。2012年全国主要城市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数量，北京、深圳、上海居前三位，都超过10000件，是广州的两倍以上，而杭州、南京两个城市同样高于广州。

广州聚集了广东省三分之二的普通高校、97%的国家重点学科和全部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华南地区最丰富的科技研发资源。但相较于深圳，由于产业结构中高新技术占比偏低，科教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远弱于深圳。

而放眼全国，广州的科教资源不仅不能同北京、上海相比，实际上在省会城市中优势也不明显。以“两院院士”为例，2013年时南京的“两院院士”有60位，而广州仅有38位。

截至目前，国务院已经批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包括：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高新区、上海张江以及深圳市。

据悉，西安高新区也进入申报流程，中国将形成“东南西北中”五大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格局，而广州并不在其中。既有科技创新能力的弱势，加上缺乏国家级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持，使得广州在科技创新领域，完全属于二流城市水平。

广州对外经济联系的传统优势明显减弱。

历史上，广州的繁荣一直与对外贸易相关。1978年，广州的经济总量仅排名全国第八，位列当时的三个直辖市京津沪和重庆、沈阳、长春、哈尔滨之后。当时的广州，GDP只相当于天津的52%，北京的40%，上海的不到六分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广州作为外贸门户的优势地位被激活，开始了对全国其他城市的快速赶超。1989年，广州超过天津成为经济总量“第三城”，继而大有挑战京沪之势。

1994年，广州GDP总量985亿元，北京GDP总量1145亿元，只相差160亿元，广州GDP总量相当于北京的86%，达到历史上辉煌的顶点，但此后，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从华南局部向华东、华北扩展，虽然广州经济增速仍相对京沪两市略高，但由于京沪两市的基数较大，广州和京沪两市 经济总量绝对值的差距逐渐重新拉大。

目前，广州的对外经济联系，与京沪深三市很大程度上已不可比。

2013年，广州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1188亿美元，不仅远低于北京、上海、深圳，也低于天津市的1285.28亿美元。

在利用外资方面，广州颓势更为明显。

从2011年到2012年，广州市实际利用外资数额连续降低，2012年实际利用外资45.75亿美元，在十大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三。当年上海、天津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都超过了150亿元，广州仅为上海、天津的三分之一左右，还不及西部的重庆和成都。

广州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反映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外资在华投资重心的转移。由于北京、上海两市在政治、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和经济腹地等多方面的优势，除了快速消费品等少数行业外企仍将中国区总部设在广州以外，绝大多数大型跨国企业都已将中国区总部设在京沪甚至其他内陆城市。

2000 年以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行以及东部投资成本上涨等原因，外商投资向中西部主动转移，广州对内陆城市的领先优势逐渐削弱。

2003年，广州GDP相当于成都的2.2倍，2013年只相当于后者的1.7倍；2006年，广州GDP相当于重庆的1.56 倍，2013年只相当于1.22倍；2004年，广州GDP相当于武汉的2.36倍，2013年只是1.7倍。

相较于京沪两市，广州没有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也缺少全国性金融、工业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因而在更大程度上面临中西部城市的挑战。

中西部城市和广州差距的缩小，进一步使广州的资源和资金加速被后者分流。重庆、成都两市实际利用外资额的高企，已清晰展现了这种外资西进的趋势。

广州的辉煌还曾源于“广交会”，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化，“广交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相对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