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北京市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北京各层级干部中存在腐败现象，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北京市纪委随即发布“农村干部违法违纪”专项整治方案，表示将严惩“都市村官”贪腐。（8月4日新华网）

    当前，在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态势下，一批批位高权重、官位显赫的虎仔、虎爷纷纷落马，反腐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有意思的是——这边“老虎”被迎头痛击、节节败退，而另一边“苍蝇”却迅速繁殖、问题凸显，给我们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让人觉得啼笑皆非，不得不对基层反腐的态度产生质疑：缘何对苍蝇扑面，基层却视而不见？

    原因之一：权力制约问题。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由于党委“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约，所以很多地方反不反腐或者反到什么程度，完全是书记一人说了算，纪检、监察成了书记手上的“风筝”，叫你飞多高就只飞多高，让你停下来你就得停下来。比如，一乡扶贫工程项目，由于腐败质量问题，县纪委前后三次找当事人谈话，而县委书记一句“到此为止”，让此事不了了之。难怪老百姓说：贪官反贪官，越反越求贪。

    原因之二：政绩观念的问题。由于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一些干部沉湎于个人得失、热衷于政绩工程、习惯于表面文章、醉心于权力游戏，工作上重显绩轻潜绩，而反腐难见成效、难出亮点、难显政绩，于是大家把反腐停在嘴上、落在文上、挂在墙上，反正上级也不会较真、更不会问责。再说，反狠了不仅要扣党建目标管理分，而且还会影响安定团结，甚至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这种惹火烧身、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谁又能上心谁又能来劲呢？

    原因之三：亲熟关系问题。一个乡、一个县虽然地方不大，但人际关系却十分复杂，这里也是亲戚，那里也是熟人，在者也是朋友，因此办起案来打不开情面，反起腐来拉不下脸面；“战”还没打，就这个领导说情，那个干部出面，甚至搬出个什么书记、县长来，给你一个泰山压顶，让执法人员不得不有所顾忌，生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种情大于理、情大于法的现象，成了人们奉行的办事原规。难怪林语堂说：“近乎人情是较胜于合乎逻辑的伟大考量。

    原因之四：利益相互问题。当前，官场有句流行语：“朝廷无人莫为官，为官立身要找靠山。”所以，一些人上窜下跳，竭力编织关系网络，罗列朋友圈，结成利益链。常常是走马上任带个亲信，刚到异地就拥来亲戚，比如郭永祥就是从中石油、到国土资源部、再到四川，跟随领导南征北战的典型代表。而跟着“迁徙”而来的舅子老表，往往挤身工程当老板，或者民间考察当部长，把手中的权力作为了“聚宝盆”，把办公室作为了“受贿地”，整个官场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原因之五：监督不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必须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定规律。然而，当前我们那些什么记、什么长的东西，整天忙于开会、忙于应酬、忙于跑官要官，那里还有什么时间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所以下级在想什么、干什么、忙什么？他们根本无从知晓。有的乡长一年没跑遍自己的村，有的县长一年没有跑遍自己的乡……试问，你这样的作风方式，能了解下级什么？又能监督下级什么？

    因此，要防止基层干部睁眼瞎、或者隔岸观火，概括地说就要规范权力运行。首先是要下基层，把“民情日记”作为廉政考核的重要指标，只有与下级“亲密接触”，才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干什么？才能形成有效监督；其次，严格责任倒查，一旦下级出现问题，必须追究“一把手”的监督管理责任，使其不敢对下属放松监督，甚至包庇纵容、狼狈为奸；其三，实行交叉执法检查，打破“朝内有人好做官”、“熟人好办事”的怪圈，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四，改进党风廉政考核办法，对主动查处的给予加分，对上级查处出的给予减分，这样“打苍蝇”才不会沦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