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自然有中国人的特点，看欧美的电影，两人话不投机，直接上手，风雨过后，还是兄弟，还是朋友。中国人不这样。中国人讲究策略，从小学得36计，表达委婉，普遍习得含蓄品格。因之，外国人表达看法，大多是直来直去，甚至在议会这样严肃的场合，还时不时见到政见不一大打出手的怪现象。看中国人，四平八稳地坐在桌前，引经据典地谈判，聚精会神地听会，全都是一副温顺乖巧的模样。

温顺的表现，可远观历史，女子要“三从四德“，臣子要“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可近看现在，在家里要听父母话，在学校要听老师话，在社会要听领导话，说话做事全得掂量掂量，避免祸从口出引火烧身；可上观官场，权大一级压死人，下级在上级面前那是阿谀奉承点头哈腰，除了鼓掌叫好从不敢说半个不字；可下观坊间，众人皆在随波逐流，哪怕自由被剥夺权利被侵害，谁也不肯去做露头的椽子出头的鸟。中国人不理解，外国人有损国体尊严的议会打架怎么会跟言论自由扯上关系，正如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为何民不与官斗，哪怕打掉牙吞肚子里也不肯站在街头大声呐喊！

中国的文化精髓，在于忠孝，对国家尽忠，对长辈尽孝，更多强调的是人作为社会个体的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历史上岳飞精忠报国，留下千古佳话，但国家对岳飞又怎么样？国家被奸佞绑架，忠良被佞臣陷害，按照当下的话说，就是好人不得好死，可是，基于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评判原则，人们更多的是对岳飞忠于国家的赞赏，却鲜见对当时朝廷恶政的批判。我想，这大概就是子不嫌母丑的的发扬光大吧。否则，子女嫌弃自己的父母，国民嫌弃自己的国家，无疑会让道貌岸然的卫道士们站在道德制高点声讨与攻击，或之谓大逆不道，或之谓背叛国家，总之是罪大滔天。看父母的不对，不说，看国家的不对，不批，此般忠孝文化的传统，虽说有悖当下民主的风格，但由于深入社会公民的骨髓，依然可以使得社会公民直面纸面上宣扬的权利式微总能保持温顺的态度。

温顺品格的形成，亦是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既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好学生”教育，也包括从孩童到成年的“好孩子”教育，还包括从家庭到社会的“好公民”教育。人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但在主流价值观的示范之下，那些异质的思维，哪怕他是一个孩子，哪怕这种思维在民主氛围相对浓厚的国家是理所当然，也会遭到灭顶之灾式样的打击镇压。我们的教育，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或不对的选择，恰如雪化了，是变成水，而不是春天一样。孩子坚持自己的意见顶撞父母，是为不孝；学生坚持的答案不从老师，是为不敬；公民坚持自己的权利不服领导，是为不识时务。人都希望自己变得完美，希望自己得到社会的认可，那就意味着，人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正统的教育，按照“好学生”、“好孩子”、“好公民”的标准约束自己，管制自己，成长自己，沿着习惯势力期待的轨迹渐而塑造为温顺的羔羊。

社会复杂，总会出现异类，为了秩序和谐以及价值统一，这些异类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造，要么将其物理上消灭，要么将其行为上驯化。倘若有人习惯了“万岁”，有人告知曰总会死掉，这人肯定会被视为谋反进而处死，虽然他说的确是实话。皇帝的新装，谁都知道那是个虚的玩意儿，可就是不能一语道破天机，倘若有人实话实说还以为是对皇帝负责，那无疑要轮到倒霉。面对如此强势的规则执行，每一次弱小的抗争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以至于久而久之，人们便从规则的驯化中学会温顺，学会乖巧，学会含而不露，学会顺势而为，或者说，学会了掩饰，学会了虚伪。“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此宏观的气势，却无时无刻不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从古至今，司空见惯。故而，温顺品格的养成，更多的是专制制度之下秩序驯化的结果。

繁芜社会，没有人可以游离于世俗之外。鲁迅说，中国人的膝盖，是为了下跪的方便，我想，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那时的社会，尚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今不同，民主了，这膝盖的功能，也该有所改进，除了走路的必需，还要为有力地站起。——只有身体站起来，强力的骨骼才能撑得起性格的温顺，有能力不被打倒，这温顺才有一点值得骄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