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蓝梦岛回库塔的游轮上，座位几乎已被占满。靠近船尾的几个座位上，也堆放着背包，一看就是占座的。

 游轮开起来后，船尾位置会很颠，抱着孩子不安全，必须要找个座位坐下。三个人的位置放着两个背包，没办法，只好把那两个背包挪了挪，老婆抱着孩子坐下。

 这艘FUNSHIP的游轮上，中国游客不少。站在老婆旁边，我忍不住嘟囔一句，“占座的这么多，一看就是中国游客做的。”我能感觉到说话时脸上都有一丝鄙夷和羞愧。老婆轻声说，不见得。“只有中国人才有占座的习惯吧。”声音有点大，旁边的中国游客听到了，笑笑，“你还真是说错了，这几个座位全是外国友人占的，好半天都没见着人影儿呢。”说话的中国游客是从南京来的。在去蓝梦岛的游轮上，我们就坐在一起，她的女儿晕船吐得厉害，她老公拿着塑料袋接着女儿吐出的东西，生怕漏在船上。

 她的回应让我汗颜。为什么一下子我就认定占座的就是中国游客？也许是因为在国内受的教育太“深刻”了：中国游客在卢浮宫洗脚、中国游客在埃及涂鸦、中国游客的素质太糟糕了。做媒体工作，一看到这类新闻总是像发现“宝藏”似的。好吧，我承认我的“自我蔑视”大概和工作有关。

 第一次出国游玩，是去新加坡。出行前，同事还开玩笑千万别给中国游客丢人，素质一定要硬。而且，要管好小屁孩，不要让他随意“泡泡”。小屁孩还不到三岁，怕他控制力不够，所以走到哪里我们随身都带着一个矿泉水瓶，以备他“泡泡”。

 在新加坡时，矿泉水瓶其实没有派上作用。新加坡素以文明著称，当众拿出瓶子接“泡泡”也实在有些不雅。出酒店前，先问问小屁孩要不要“泡泡”；下了地铁，第一件事就是找卫生间先问小屁孩要不要“泡泡”。在新加坡的几天，也着实难为了小屁孩，每到一处刚停顿好，他就要我们找卫生间“泡泡”，其实“嘀嗒”几滴压根不是正常的量。老婆说，大概他也是太过紧张形成条件反射了。为了不丢中国游客的脸，多让小屁孩跑几趟卫生间，值。

 其实我也在忍。在新加坡公共场合是绝对不能抽烟的，甚至在酒店房间里也是不允许。我还算“幸运”，入住酒店的门口就有一个抽烟区，烟灰缸里残留着各种颜色的烟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守规定，车站周围50米不准抽烟，但你偶尔也能看到有人在等公交时抽烟；地铁站入口出口处的垃圾箱上，你也会发现烟蒂。那些不守规矩留下来的烟蒂，一定不全是游客留下的。一位在新加坡居住了6年的朋友说，新加坡的规矩是挺多，但执行得并不是特别严格，基本靠自觉。只不过它“严格”的名声在外了，所以来新加坡的游客大都很自律。

 我还真观察过，那些不守规矩抽烟的人中有没有中国游客。在滨海湾广场上，叼着烟来回逛的、在非抽烟区的垃圾箱旁抽烟的，真没发现中国游客。至少目测他们长得不像中国人，当然，违规抽烟的也只是个别人。
说起素质，我们常常还会说起公交车上无人让座。事实上，在新加坡的地铁里，也有你抱着孩子站在车厢里、旁边座位上的年轻人低头玩手机的情况出现。

 那些天里还没刻意去比较中外游客的素质问题。直到来到巴厘岛在蓝梦岛回库塔的游轮上我“误伤”了中国游客，才下意识地反省，我们是不是会经常很自然地蹦出一个念头，“中国游客素质就是低。”在巴厘岛游玩的几天恰逢国庆，偶尔刷一下国内新闻，基本全是旅游丑闻，游客乱扔垃圾便是一种一例。好在，这个国庆期间还没有曝出中国游客在国外出丑的闹剧。

 有限的、个例的观察当然不能说明问题。但是我在想，那些关于中国游客在外旅游不文明的行为，我们有没有刻意放大呢？又想起那个在埃及涂鸦的少年，如果他是一个外国游客，他所在国家的媒体和舆论会不会如我们那般对他？埃及涂鸦的、卢浮宫泡脚的，这些极端的个案一再被聚焦，只是为了证明中国游客素质不高，通过批评这些素质不高的个案，进而刺激国人反思自身修为与公德。这样做未必有错，但它客观呈现的一个负效应，很有可能给人造成一种刻板印象，中国游客素质真的不高。至少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

 更值得寻味的是，在批评中国游客素质不高时，我们也许还会去反衬别人的好。其实，好和坏都是有客观标准的，我们坏，别人不一定好；别人好，我们不一定坏。我们没必要拿别人的好来映衬自己的不好，同样，我们也没必要用自己的好去对付别人的不好。就像那些在新加坡违规抽烟的、在游轮上用背包抢占座位的，外国游客犯了错，中国游客未必没犯过。可我们总习惯于拿硬币的一面去否认另一面。

 有限的感受当然不是权威的调查。但我还是以后决定超越新闻告诉我的真相重新认识一下中国游客的素质。

 中国游客的素质，也许确实如我们看到的那般不好，但也未必如我们想象的那般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