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债务国摇身一变为债权国，且手握28亿日元的他国债务。日本更有底气与实力提振军事装备。图为1918年，日军出兵西伯利亚的宣传画。

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它的起点是很低的。德川幕府末期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日本连最起码的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都成了问题，更遑论国际地位和竞争力。为了尽快甩掉不平等条约，实现与欧美强国为伍的目标，日本选择了武力扩张。它认为武力扩张是弥补其经济发展先天不足的最好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日本继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武力扩张的第三场大仗。对日本来说，这是一个趁火打劫的好机会。日本统治集团企图紧紧抓住这次机会，以最小的成本，攫取最大的利益。

一举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战争期间，日本以武力为背景，不但对中国领土进行直接的军事占领，而且在经济上也大大加快了对华扩张的步子。它通过给中国的反动政权提供庞大的交通、通讯、森林、矿山开发等借款方式，迅速扩大在华投资，同时趁欧美等国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大幅度增加其在中国市场的贸易额。

从1916年到1919年日本对华出口增加了159.6%，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从1913年的23%增加到1918年的43.5%。对华投资额由战前的第四位一举扩大到与占首位的英国不相上下。

一战给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惊人的变化。最明显的是，一战后，日本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14年农业在各部门生产额中所占比例为45.1%，工业为44.5%，而1918年工业上升到56.8%，农业则下降到35.1%。

 

在金融方面，一战前日本是一个债务国，负债达12亿日元。它并不具备从经济需要出发进行资本输出的实力，相反它本身还是一个外资输入国。参加辛亥革命后的六国借款团时，日本认领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的巨额善后借款，所需资金全部是靠在欧洲发行公债，然后再转手从政治军事目的出发，强行对华资本输出。这不仅反映了日本资本输出的特点，也说明了一战前日本的金融状况。一战后，日本一变成为拥有28亿日元的债权国。包括英法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都欠有日本的战债。日本的黄金储备1914年为3.5亿日元，到1919年底已超过20亿日元。

在贸易方面，1914年日本的进出口总额均不足6亿日元，总计不足12亿日元，而191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42.7亿多日元。1915年至1918年四年间的贸易顺差就达到14亿日元。从1915年到1918年，日本对欧洲的出口额增加60%，对亚洲增加125%，对南美增加629%，对非洲增加1002%。日本商船总吨数1913年为230多万吨，1919年增加到410多万吨。

在产业方面，工业生产总额由1914年的13.71亿日元增加到1919年的67.37亿日元，增加率为391%。

由于战时对海运业的需求骤增，造船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1919年造船量达63万吨，是战前的7倍半。

在军事方面，一次大战后日本已跃升为仅次于英国和美国的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不仅如此，在对中国和远东的角逐中，日本所处的战略地位甚至要优于美国。日本除了在台湾、琉球设有海军基地，在库页岛、千岛群岛设有军事据点外，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攫取的原德国殖民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建立了军事要塞，从而它可以指挥自如地调度自己的舰队，在整个太平洋海域与美国对抗。

军费扩张引起列强警觉

一战使日本在列强争霸的国际格局中坐到了前排，成为暴发户。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它的胃口，使它坚信武力扩张是称霸东洋、后来居上的最好手段。一战后，日本开始推行庞大的海军军备扩张计划，决定再建造14艘主力战舰。1920年日本直接军费已经占到国民支出的46.8%。日本的目标是建立海军强国和世界政治上的一等国。

日本的扩张势头和它无限增大的胃口，引起了列强的警觉和抵制，特别是日美之间的矛盾急剧升级。在中国问题上，日本与美国的立场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是完全对立。美国不承认日本的独霸性扩张，坚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认为中国对美国同样重要。战后，美国凭借其资本主义世界新霸主的地位和实力开始了反击。1921年8月，美国政府正式邀请日本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讨论裁军和远东问题。

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达到了三个目的，其一是通过海军裁军条约，遏制了日本迅猛增长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其二是通过《四国条约》，摧毁了日本武力扩张的最大支柱——日英同盟；其三是通过《九国公约》，重申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否认了日本在中国的所谓特殊地位。

在列强的联合进攻面前，日本选择了让步，退出了一战期间攫取的大部分在华权益，并按照条约规定开始裁减陆海军。但是对美国的仇恨与新的战争准备也同时开始了。

经济危机催生另一场侵略战争

1928年6月，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拉开了对华盛顿体系正面挑战的序幕。会议从是年6月27日到7月7日，开了整整10天，专门研究围绕中国问题的国内外形势演变及日本的对策。会议确定的《对华政策纲要》，与华盛顿体系精神大唱反调，《纲要》不赞同《九国公约》的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而是坚持排他性的日本在华特殊地位与特殊权益论。明确宣告，中国特别是东三省地区，对日本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如果有动乱波及这一地区，损害了日本的特殊利益，不论来自何方，都要坚决予以制止。东方会议形成的《纲要》成为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事实上的指导方针。

而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成为日本再次挑起战争的导火线。

这场危机彻底改变了一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也改变了日本赖以生存的国际经济环境。日本一战后首要的海外市场美国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购买力急剧下降，使日美贸易形势不断恶化。特别是日美生丝贸易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使日本失去了一条最大的出口换汇渠道。由于生丝在日本经济运转中的杠杆作用遭到破坏，“出口生丝－购进原棉－出口棉制品－购进重工业、化学工业产品”这一日本经济的运行链条从根本上被切断。在这里，中国问题的重要性被格外突出出来。

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要想摆脱危机，必须从根本上实现日本工业对欧美列强的完全独立，为此，必须找到一个稳定可靠的替代市场，以彻底解决日本经济的出路问题。这个替代市场只能是中国。日本把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的地位和作用，抬到了对日本生死攸关的高度，提出了所谓“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的口号。

另外，日本也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对中国侵略和掠夺的不断升级，与美国的矛盾将进一步激化，对美战争将不可避免。1931年3月，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在分析日本若采取行动可能引起的国际反应时说：“如若太平洋刮起风暴，必定因中国问题而起，如若有谁对帝国解决满蒙问题出面干涉，必定是美国无疑”。不过，日美经济关系的破坏也使日本减少了对美开战的顾虑，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对美战争的决心。

直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打响了摧毁华盛顿体系的第一枪。

作者武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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