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患了颇为严重的“贸易逆差失调症”(trade deficit disorder)。他把美国的各种弊病归咎于贸易逆差，以及支撑这些逆差的糟糕协议。这不仅是糟糕的经济理论——这套理论很大程度上得自白宫高级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的危言耸听——而且威胁着至今依然脆弱的全球经济的稳定。

美国对101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特朗普政府说的没错，这不是双边问题。这是一个多边问题。与众多国家都有贸易逆差，反映美国存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储蓄不足。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国内净储蓄率（储蓄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仅为3%，不足20世纪最后30年平均储蓄率6.3%的一半。

储蓄不足又想让经济增长，美国必须从中国、德国和日本等储蓄大量过剩的国家吸收储蓄。但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它必须背负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自2000年以来累积的8.3万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与同期8.6万亿美元的多边贸易逆差相当。

这突显了为什么针对某个国家的强硬言辞不过是政治恫吓。若不从问题的根源着手，消除与一些国家的贸易逆差只会导致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扩大。

想要惩罚中国正是这种错误做法的一个例子。假设特朗普政府将其威胁付诸实施，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鉴于中国占到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近50%，此类举措看似很有吸引力。但它会适得其反。

美国多边贸易失衡中来自中国的部分将由其他国家取代，其中多数国家的成本结构和产品价格都远远超过中国目前的水平。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报酬率约为美国前十大外国供应商（除中国外）劳动报酬率的10%。让这些国家填补空缺相当于对沃尔玛(Walmart)的商品价格和美国消费者征收重税。

这一切说明，要解决美国贸易逆差只有一个切实的办法：增加国民储蓄。这将使美国摆脱对外国资本以及为吸引外国资本所需背负的多边贸易逆差的过度依赖。但这要求素爱挥霍的美国切实地量入而出。若不通过削减联邦预算或加大私人储蓄激励来恢复储蓄，贸易逆差将会继续存在。

特朗普是丝毫不加掩饰的保护主义者。他在就职演说中宣称：“保护措施将造就伟大的繁荣与强大。”这让人觉得仿佛回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当时一种类似的思想导致了《司莫特-郝利关税法》(Smoot-Hawley)出台，引发了一场全球贸易战和“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推行保护主义就像是在玩一种推诿责任的游戏，从而可以避免把实情告诉美国民众：贸易逆差已成为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的核心问题。贸易逆差使得美国人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多余储蓄来维持超出自己能力的消费水平。如果美国不喜欢贸易逆差，那么它要么必须重新开始储蓄，要么就得放弃让经济复兴的虚假承诺。贸易逆差并非根本问题，而是“拒绝接受”(denial)这种心疾的症状。

“贸易逆差失调症”就是拒绝接受现实的表现，而否认现实可能导致重大政策失误，在国内外引发混乱局面，破坏稳定。它让人误以为可以通过双边途径来解决多边问题。这种错觉必须及早解决，以免为时太晚。

史蒂芬•罗奇如今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授课，著有《失衡：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书

译者/马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