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3月1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即将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重新谈判程序。3月18日，刚刚落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的压力下，打破10年来的惯例，首次将有关“反对保护主义并采取行动以对抗气候变迁”内容剔出联合申明。至此，大约少有媒体还在怀疑特朗普会不会坚持他竞选时改变国际贸易政策的承诺。一些主流媒体特别是反特朗普媒体则进一步坚定了他们早前的判断，“特朗普是个疯子”。事情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笔者认为特朗普的国际贸易政策代表了美国人的经济理性。
特朗普为什么不要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在当下的世界是个具有神圣意味的词语。自由贸易，意味着贸易是双方的自愿行为而不是通过战争、掠夺实现的交易，意味着商品与要素可以跨国界无障碍地流动，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等同于更广大的市场、更高的经济效率，能带给贸易双方互惠互利，带给世界整体福利增进。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WTO成立以来，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各国不断推动市场全球化，降低各种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得以长期持续增长，许多国家因此实现了经济空前繁荣。不能不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个奇迹。由此，自由贸易成为一个迷思，成为帕累托改进的代名词，遵循自由贸易原则的全球化也因此被视为人类的未来。在此氛围之下，反对自由贸易甚至隐隐被与反人类相提并论。即使强势如特朗普也不得不与之划清界限，公开宣称“我不反对自由贸易，我是自由贸易最大的支持者。”
然而，帕累托改进从来只是人类的理想，自由贸易并不真的总能带来互利共赢，总存在零和博弈的残酷一面。的确，自由贸易扩展了市场的边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与此同时，自由贸易也扩大了市场竞争范围，增强了市场竞争强度。但凡竞争总有成功者和失败者，自由贸易带来的剩余更多为胜利者所享有，失败者甚至可能因为自由贸易受到绝对损失。也就是说，自由贸易对于某些国家某些群体意味着机遇，对于另外一些国家另外一些群体却意味着灾难。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国际分工，可能使得一些国家难以摆脱农业国、资源国命运，经济上永远处于附庸地位。原本在不开放国内市场中可以生存的部门，市场开放后可能会变成劣势部门而在竞争中失败，形成大量固化失业人口。
对于自由贸易的残酷一面，崇尚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并非不知道，只是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认为自由贸易会增进参与贸易各方的社会总福利。他们说，自由贸易“短期内可能会导致一些好工作流失。但是，自由贸易的胜利者收获，远远超出失败者损失。……一些生产者在自由贸易中失败，正说明了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资本主义破坏’机制在起作用。”拉丁美洲的贫困化增长现象，在他们看来只是长期殖民造成产业结构畸形不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恶果，并非自由贸易本身的过错。至于发达国家，作为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者，一直是市场竞争赢家，以致经济学们忘记了对任何国家自由贸易都是双刃剑。当然，经济学家中也有清醒者。萨缪尔森早在2004年就撰文指出，关于美国工作流失的讨论“是当前的人们话题。而且在未来可见的几十年，这一话题仍将继续。”他认为，“固然自由贸易带来的技术进步有时会惠及贸易双方，但也有可能一国因自由贸易而实现的技术进步只惠及其自身，而对其贸易伙伴造成持久贸易收益减少的伤害。”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都不能排除优势部门分享到的红利不足以弥补劣势部门遭受的损失的可能性。虽然萨缪尔森贵为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自由贸易的迷思是如此深入人心，他的预言在过去十几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历史证明了萨缪尔森的伟大。他的预言在美国真实地发生了。本世纪以来，美国货物出口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2%下降至9%，货物贸易逆差则由4800亿美元上升至7500亿美元。上世纪最后十年，美国货物占墨西哥进口市场份额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截至2015年已经一路下降至50%以下。从新兴经济体来看，这种变化是合理的，证明全球化有利世界经济发展。对于全球主义者而言，这种变化令人欢欣鼓舞，意味着人类福利的整体增进。但对美国而言，这些冰冷数据的背后是其传统制造业的日益衰落。“生锈的工厂像墓碑一样布满我们国家的土地……”特朗普描述的图景虽有迎合支持者而夸大事实之嫌，却也是对美国传统制造业现状痛苦的描述。事实上，美国传统制造业就业本世纪已经减少了500万个，而工人实际工资十几年没有明显增长。在国际竞争中失利的传统制造部门从最初的失落转而愤怒，进而反对导致他们工作机会流失的全球化，要求重新改写国际贸易规则。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到这股力量和这一吁求，并凭借这一力量入主白宫。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必然会代表支持者寻求改写不利于他们的国际贸易规则，想方设法保护国内的制造业。
特朗普想要什么？
特朗普真的是想逆转全球化、放弃国际贸易、闭关锁国吗？显然不是，这些只是媒体对于特朗普贸易政策无意或者有意的误读，特朗普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出这些选择。作为一个成功商人，特朗普不可能不知道，只有在更大市场才能得到更大收益，退出全球市场对于美国经济无异于自杀，这样的政策主张不可能在美国内部得到广泛支持。而且，经过数十年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如今已经高度链接一起，美国经济已被整合成国际产业链的一部分，退出全球市场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特朗普也多次表示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最大支持者”。这并非虚词，而是他的真实意思。特朗普想继续推进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只不过他是基于美国利益推进全球化、推进国际贸易，他想要的是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化，有利于美国的自由贸易。特朗普反对现行国际贸易规则及在此规则下的全球化，因为他认为在目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下美国吃亏了，因此他试图改变贸易规则让美国占上便宜。他希望在新的贸易规则下，美国能继续保持绝对的经济竞争优势，能重新成为传统制造大国赢回更多的就业机会，能迅速缩小货物贸易赤字。
特朗普提出要“公平贸易”，但何为“公平贸易”，他并未作出明确回答。从特朗普对世贸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跨太平洋贸易协定的批评来看，他认为既有贸易协定“不公平”在于存在太多对于发展中贸易伙伴的非对称保护，让美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除了来自发展中贸易伙伴的压力之外，美国当初接受发展中国家条款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出于提高国际援助效率的考虑。基于“贸易比单纯援助更有潜力成为人类发展强有力的推动力”的理念，发达允许发展中国家对幼齿行业实行保护以提高自身竞争力，从而达到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国那时也不认为给予发展中国家单向优惠会给自身带来大的负面影响。如今情况发生了逆转。首先，特朗普宣称“美国优先”，意味着他不重视国际援助，不愿承担国际发展义务。事实上，美国新政府提交的首个预算案中，国际援助预算被大幅削减。其次，近年来美国制造业日益衰落，国际竞争力不断削弱，货物贸易逆差连年上升，而特朗普坚信这是给予发展中国家获得非对称贸易保护所带来的恶果。基于以上论述可以预见，特朗普实现其“公平贸易”主张，很可能首先会朝美国所签订的多双边贸易协定中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开刀。
可以相信，特朗普不会止步于此。因为如果将贸易平衡作为“公平贸易”的标准，即使取消发展中国家条款，完全遵循自由贸易原则对美国而言也是不够的。经过数十年在贸易保护下的发展，墨西哥、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大幅提升了传统制造领域的生产效率，形成了有效的内生技术创新机制，加之劳动力及其他成本优势，如今即使完全取消了贸易保护仍足以与美国相抗衡，不仅出现大规模制造企业外逃现象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对美的贸易顺差也不会有明显减少。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也正是基于此他们强烈质疑特朗普国际贸易政策的效果。特朗普肯定也心知肚明，要实现心目中的“公平”，除废除对发展中贸易伙伴单向贸易优惠安排之外还得采取其他措施。
鉴于特朗普坚持认为美国没有从当下的全球化中得到好处，笔者预测他将寻求与贸易伙伴进行谈判，要求更多分享贸易带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一国之内，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损市场赢家补市场输家，是司空见惯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优势部门补贴劣势部门，通过赎买使劣势部门同意对外开放，也是各国常见的做法。但对于国际贸易，这显然是个颠覆性的要求，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按照自由贸易的理论，参与贸易的A国和B国双方自愿达成交易，A国显然没有理由要求B国补偿，因为A国和B国都从贸易中各自获得好处。现在的情况是，A国认为B国获得的超过了应该得到的。B国需要考虑的是，如果不和A国贸易，情况将会如何？如果比较起来，和A国贸易确实会带来利益增加，那么B国确实有可能从获得的利益中支付一部分给A国。对A国而言，争取到贸易给B国带来的利益分享，这可能是“公平待遇”；但对B国而言，这将是昂贵的“贸易税”。特朗普的“公平贸易”，实质上是要对其贸易伙伴差别化征收“贸易税”。
特朗普能怎么做？
考虑到美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得不承认，向贸易伙伴征收“贸易税”对美国而言既是有诱惑力的，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为此，特朗普政府正在逐步边缘化多边贸易机制，转向寻求通过双边谈判签署一对一双边贸易协定，重新议定与各国的贸易条件。从多变转向双边，这对美国而言是一举两得。一方面，抛弃多边贸易机制可以自然而然地消除多边机制下各种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优惠安排。另一方面，聚焦双边谈判可以充分发挥美国自身的谈判优势。在多边贸易机制下，缺少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办法，而集体谈判使得美国既无法主导谈判进程，又因为与不同国家相比的优势产业不同，利益关注点多面广，难以提出普适性的贸易条件。一揽子要求所有贸易伙伴补偿自己，除了得罪政治军事上的盟国，引得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基本无实现可能。如果转而进行双边谈判，鉴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少有国家可以不屈服于其要求，能帮助美国在最短时间内攫取最多利益。
具体实施过程中，预计特朗普增幅将会把贸易伙伴分门别类、分化瓦解、逐一击破。择其政治上、经济上的坚定支持者，如英国，先行达成全面合作、共同进退的共识。择经济上影响度较小、政治上影响度较大的国家，如俄罗斯，以政治经济利益诱其合作。择经济上关联复杂、政治上需要美国支持的国家，如日本、欧盟国家，或在满足其政治需要的同时要求获得经济补偿，或在令其满足美国政治需要的同时给予对方经济补偿。对于严重依赖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贸易机会的国家而言，向华盛顿示好将可能成为潮流。3月1日，特朗普政府向美国国会提交了首份贸易政策年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将“捍卫贸易政策主权”，贸易争端解决将优先适用国内法，且不受制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裁决；即便成员国间针对分歧作出的裁决与美国的主张相背离，“也不会自动改变美国国内的法律制度和商业惯例”。显然，特朗普正在加快美国国际贸易政策调整步伐。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也是美国制造业最大的竞争对手，施压中国缩减顺差是特朗普的一贯主张。特朗普政府势必将就贸易不平衡与中国谈判，不确定的只是以何种方式何时启动谈判。目前迹象来看，预计特朗普政府不会一开始就宣布中方操纵汇率，立即大幅提高对华进口关税，更可能以说服中方降低对美进口关税、主动限制对美出口为主要策略。因为后一策略能推动全球经济形成新的扩张性均衡,最大限度地降低中方损失，避免立即爆发中美贸易战。相反，如果美国大幅提高对华进口关税，导致中方出口立即严重受损，全球经济出现整体收缩，中美贸易大战将很难避免。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刚刚结束，从双方公布的会晤成果来看，中美已经通过启动全面经济对话机制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对贸易问题很可能已开始谈判，具体进展也许未必与笔者猜测完全一致。但从双方首脑都表示满意的情况来看，贸易大战的危险正在减少，而由中方主动管控贸易顺差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不过，不论路径如何，特朗普的目标都是清晰的，要求分享中国从对美贸易中的获益，要求中国给予贸易补偿，实现中美贸易的基本平衡。熟悉美国人的谈判思路、了解中美贸易实际状况、洞悉双方利益所在、把握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这是当前中国能为此一战所做的准备。准备越充分，才越有可能将付出的代价和损失减至最少。
最后希望提及但绝非不重要的是，美国推动国际贸易从自由转向公平，对于中国虽有挑战和压力，但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在贸易谈判桌上，中国或许对美国处于劣势地位，但对于全球其他大多数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优势。中国也可以向美国学习，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一对一的双边谈判，从双边贸易红利中争取分享更大的份额。从美国离开自由贸易这个概念起，中国也应高度重视自由贸易零和博弈的一面。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提出像美国一样的要求。自由贸易开始需要支付成本，而且将一天比一天昂贵。任何希望推进自由贸易的国家，都要做好准备负担推动与维护自由贸易的成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