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充分利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红利”全面撬动乡村振兴
      2018年，中央1号文件深化了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如何化解？笔者认为，针对新时代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客观实际，很显然我们工作的一切着力点应该聚焦到稳平衡、促充分发展上来，而优化结构对于稳平衡、促充分发展显然是能起到“压舱石”作用，这也是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二之选。作为“三农”工作新旗帜的乡村振兴战略，其主要矛盾的化解也必然应当由农业结构性优化和改革作为手段和方法，充分用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超常规支撑我国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在动态的化解“三农”主要矛盾中，对接好2020年“三农”全面小康之路，顺利实现2035年乡村基本现代化和2050年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规划。
       我国经济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其经济动力体系框架客观上已经基本形成，虽然全社会总需求未处于低迷状态，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继续政策性刺激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已然效果不显著，中国经济在下行压力巨大情况下使得国民收入正在“中等收入陷阱”边缘徘徊，而供给系统产生的现实效果显然已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严重阻碍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农”问题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农业如何由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如何优化好农业供给侧结构，对冲农业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打造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升级版？
     笔者认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是化解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题中之义，应充分彰显其“定盘星”作用。从全局来看，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应该同时发力，形成良性合力，互相补位，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第一只手，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应引导市场通过完善不平衡的金融能力来提高乡村振兴的“造血”能力，一是积极推进多元化金融产品下乡，形成惠农金融产品充分竞争良性局面，服务于乡村发展多元化所需的资金需求，并研究制定防范化解风险制度性政策文件；二是要形成惠农金融创新新增长点，比如在PPP投融资领域的拓展。另一方面需要对资本和劳动力形成市场化、合理化的价格配置机制，理顺农民收入分配体制，目标是达到正面激励和效率并举；第二只手，政府的“有为、有限”作用：一方面，总书记说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这个改革就是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的政策和制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顶层设计上创新乡村振兴的制度设计，制定符合当前农业经济发展规律的配套政策、制度，笔者认为，这是农业供给侧全要素中的“主心骨”，应当起到“度量衡”作用；另一方面，必须继续深化乡村财税体制配套改革，不断清理乡村振兴的“血管”，一是税收方面，2005年我国已经全面取消农业税，进一步激发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相关税、费改革基本到位；二是财政体制方面，当下应该继续纵向理顺各级政府事权、财权和税基，横向理顺转移支付关系；最后一方面土地资源作为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肌体”，其本身的潜在能量需要进一步释放出来，一是加快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加快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自由流动步伐、不断完善土地征收制度、适时启动宅基地制度试点改革、不断加深承包地的多元化利用探索，这四块地的制度性改革创兴都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法律修改和完善；二是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步伐：通过立法层面确立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明确乡村振兴的“细胞”，夯实组织成员的法律基础，不断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总书记又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指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笔者认为，结合农业供给侧五大要素的优化组合方式，当前应该聚焦于农业政策创新和农业科技创新层面，我们的工作中应该既坚持“两点论”——即在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自然资源、科技、制度五大要素发力的同时又坚持“重点论”，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牢牢牵住农业制度创新这个“牛鼻子”，攻坚克难，并以农业制度创兴带动农业科技创新，激发农业市场科技创新活力，逐步完善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并通过全部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特别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创新和“主心骨”的制度创新带动其它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有这样我国农业经济才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并用强有力的农业经济发展定力来对冲农业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逐步远离“中等收入陷阱”，为我国向中高收入的道路顺利前行夯实坚实的基础，实现党的十九大乡村全面振兴的既定战略目标！


(责任编辑：佚名)